第四章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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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对建筑多半不大感兴趣，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的石碑。

——梁思成（费慰梅：《中国建筑之魂》）

自宋以降，中国便已形成了金石学研究的传统[1]，入清之后受乾嘉朴学之风的激**而臻于全盛；20世纪以来随着各地大量基础建设的展开，新出碑志层出不穷，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构成了中古史研究推进的一大动力。

这一绵延千年的伟大学术传统，自然是当代学人所必须继承、弘扬的宝贵财富。

但亦需指出，传统金石学的研究侧重于将出土碑志与传世文献相比勘，以当代的学术眼光而论，其不足之处大约有二，一是研究视域多局限于校史、考史、补史的框架之内，大体上仍将出土碑志视为传世文献之附庸。

[2]二是学者所重者乃是石刻上所存之文字，即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新出的甲骨、青铜器、简帛、碑志、文书，不过视之为文字的不同载体，因此很少有人关注碑志这一物质形态本身在古人的生活世界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

[3]

尽管传统中国没有出现金字塔、帕特农神庙、凯旋门这样规模宏大的纪念碑式建筑，但在中国的土地上并不缺少纪念碑。

[4]自秦汉以降直至近世，各种以石质为介质，以述德、铭功、纪事、纂言等为目的的公共纪念碑[5]，以及神道墓碑、造像经幢、摩崖题名等较具私人性的纪念物，数目巨大，早已被天然地视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景观，其中历经千年而留存于世者，亦不稀见。

[6]这些纪念碑的撰述、兴造、存废无疑构成了古人特别是士人精英生活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若我们尝试稍稍偏离传统金石学指引的方向，索隐碑铭兴造、磨灭、重刻背后的政治角逐，探究石刻安置场域中展现出的权力关系[7]，发掘碑文的撰者与读者之间互动与张力，以此作为介入往昔的新入口，或许能发现不一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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