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线性历史观(代序) 王汎森指出: (线性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线性的、有意志的、导向某一个目标的,或是向上的、不会重复的、前进而不逆转的。[1] 西方传统中,线性历史观(liory)源于犹太—基督教思想,最为集中的描述见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放宽视野,线性历史观并非西方的特产,亦是中国久已有之的老观念。古老的天命论与正统论,可以说是本土版的线性历史观。只是古人心目中,随时间流逝而来的未必全是进化或前进,还包含了循环乃至退化,但历史书写的终点无疑是在当朝。这一观念的系统表达首推司马迁的《史记》,尤其是其中的本纪与年表。此后,历代正史几无例外都是如此。升级版的线性历史观与近代引入的西方思想直接相连,特别是西方近代进化论与启蒙思想。晚清以来,这种史观对中国学界、思想界乃至普通人影响甚为深远。[2] 遗憾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迄至今日,虽已有学者做过深入剖析,指出其弊端,但在具体研究上,可以说,不自觉中依然左右着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尤其是很多成果往往包裹着厚厚的实证外衣,不仔细剖析,难以辨清深藏其下的线性历史观内核,更需要反思和警觉。 隐性“线性历史观”支配下的实证研究,表面看不到“规律”与“必然”,却并未从根本上与其决裂,以追求“历史线索”及“历史的深度”等提法改头换面,暗中将“规律”与“必然性”招回学术殿堂。这样的研究,仔细分析其标题、史料的选用与剪裁、史料与史料的拼接、引证与叙述安排,还是可以捕捉到贯穿其中的线性史观。 田余庆先生对东晋政治史的研究便是如此。《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不少章节的标题就有体现,如“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以及“后论”中的“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与“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渡性”,这些标题,便是在利用今人的认知优势(换个角度讲,则是脱离了历史现场感的劣势),从结局的角度为门阀政治定性,进而依据这一定性来反观其如何形成、发展与结束,忽略或压制了其间看似与此后见之明不相关的事实,使其对门阀政治形成过程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