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

最新章节：后记

告别线性历史观（代序） 王汎森指出： （线性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线性的、有意志的、导向某一个目标的，或是向上的、不会重复的、前进而不逆转的。[1] 西方传统中，线性历史观（liory）源于犹太—基督教思想，最为集中的描述见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放宽视野，线性历史观并非西方的特产，亦是中国久已有之的老观念。古老的天命论与正统论，可以说是本土版的线性历史观。只是古人心目中，随时间流逝而来的未必全是进化或前进，还包含了循环乃至退化，但历史书写的终点无疑是在当朝。这一观念的系统表达首推司马迁的《史记》，尤其是其中的本纪与年表。此后，历代正史几无例外都是如此。升级版的线性历史观与近代引入的西方思想直接相连，特别是西方近代进化论与启蒙思想。晚清以来，这种史观对中国学界、思想界乃至普通人影响甚为深远。[2] 遗憾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迄至今日，虽已有学者做过深入剖析，指出其弊端，但在具体研究上，可以说，不自觉中依然左右着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尤其是很多成果往往包裹着厚厚的实证外衣，不仔细剖析，难以辨清深藏其下的线性历史观内核，更需要反思和警觉。 隐性“线性历史观”支配下的实证研究，表面看不到“规律”与“必然”，却并未从根本上与其决裂，以追求“历史线索”及“历史的深度”等提法改头换面，暗中将“规律”与“必然性”招回学术殿堂。这样的研究，仔细分析其标题、史料的选用与剪裁、史料与史料的拼接、引证与叙述安排，还是可以捕捉到贯穿其中的线性史观。 田余庆先生对东晋政治史的研究便是如此。《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不少章节的标题就有体现，如“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以及“后论”中的“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与“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渡性”，这些标题，便是在利用今人的认知优势（换个角度讲，则是脱离了历史现场感的劣势），从结局的角度为门阀政治定性，进而依据这一定性来反观其如何形成、发展与结束，忽略或压制了其间看似与此后见之明不相关的事实，使其对门阀政治形成过程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