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代大学的核心价值

马凤岐/著

2025-11-24

书籍简介

本书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1.责任。大学教育是一种社会事业,要承担社会责任。相对来说,传统大学教育的社会责任较为简单,主要限于探索知识,培养精英。但人们说现代大学教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要承担更为重要、更为多样的责任,比如,为青年人提供更多的、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促进学生的一般发展和专业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知识和智力支持,保存和传承文化,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等等。大学教育多重责任之间可能产生冲突,解决冲突的原则是坚守大学教育的核心价值,保证教育和研究的优先性。2.教育。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是大学的首要任务,而为学生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是大学面临的首要问题。在我国,1950年代以后,人们一般将大学教育看做专业教育,这是学习苏联和计划经济的结果,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具有时代性。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学教育也应该相应转变,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转变的方向是,在为学生提供必要专业教育的同时,更加重视对学生的通识教育,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及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学的通识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公民教育,以形成学生的人文精神、科学思维方式和民主观点为主要内容。3.受教育者。在民主社会,大学不仅要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而且要为更多青年人提供更为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在我国当前还很尖锐。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是各种力量博弈的过程,有迫切的需要,也有重重阻力,不仅需要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坚定的决心,而且需要寻找恰当的途径,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强有力的行政执行力。而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提高落后地区基础教育的水平,这又要以缩小地区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为基础。4.研究与服务。对高水平大学教育来说,研究不可缺少;没有高水平研究,就不可能成为高水平的大学教师。但研究对大学具有独立价值,现代大学不仅是人才培养机构,也是知识创新机构。大学的研究要适应机构自身的特点,要与教育工作相适应。尽管当前大学更热衷于承揽能获得更多经费资助的实用性研究项目,但与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者相比,大学教师对社会更为封闭,所以,实用性项目并非他们的长处,而似乎他们比其他任何机构中的研究者都更适合承担人文研究和基础研究项目,这类项目有助于提高学校的教育工作水平。大学为社会和社区提供具体服务,应能发挥其长处,并能促进学校教育和研究工作。5.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最重要的大学传统之一,它比学校自治更为根本,保护学术自由是保证大学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保障了学校的自治,并不意味着一定能保护学术自由,保护学术自由要处理好大学内部的权力关系,把学术权力交给教师,把学术自由交给每一个教师(而不是教师集体),也要处理好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学生权利之间的关系,适当区分学术自由与教学自由。学术自由不仅需要法律保护,教师聘任制度与学术自由保护的关系也非常密切。6.大学治理。历史和实践都证明,自治是大学治理的最好方式,现代大学治理不能抛弃这一优秀传统。然而,大学自治并非是无条件的,现代大学有责任向政府和社会表明,它的自治是有效率的,也更符合公众的利益。所以,大学自治需要坚守公共理性,需要回应时代的要求。为此,需要建立完善合理的管理机制,处理好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以及校内管理者(主要是董事会、校长和教授)之间的关系。7.市场化问题。市场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它的影响无孔不入,大学教育自然也不可避免,市场的影响力使大学教育工作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裂,一些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将市场看作洪水猛兽,另一些理论工作者和更多的实践工作者却趋之若鹜,呼吁大学教育紧跟市场的步伐。市场当然不是洪水猛兽,也不可将“存在即合理”庸俗化,这是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市场化”对于大学教育而言,其形容和比喻意义多于实践意义,“市场化”不意味着大学要像企业一样赚取利润,不意味着大学私有化,不意味着政府减少对大学教育的财政支出,不意味着提高学费。所谓“市场化”,主要是指在大学管理中主动地引入竞争机制,有效配置教育资源,调动大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和效益;允许和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大学教育领域,鼓励大学积极从政府之外争取资源,扩大发展大学教育的资源基础;加强对大学的评估,提高教育质量;大学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回应市场、社会和受教育者的要求。

首章试读

总序 谁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的永恒话题。在高等教育规模小、受众人数少、在经济社会的整体结构中的地位比较有限、对市民社会影响不大的情况下,质量问题似乎不太突出。因为能够接受教育的毕竟是少数,而这少部分人又是经过大浪淘沙、千挑万选出来的,高等教育的精英性质掩盖了质量问题。当知识经济兴起,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来,传统上高等教育所承载的集政治、文化、科技于一体的精英属性被稀释,世俗生存和生活的经济性和工具性价值现形,甚至被放大,尤其是在民办教育加盟下,高等教育迅猛扩张,当高等教育就读机会像“菜篮子”“自来水”和“天然气”一般不可或缺且容易购得,乃至成为民生的重要构成的时候,人民的满意不满意就与基础阶段有所不同。面对毕业后收益对投入的简单运算,满意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如果说基础阶段民间对教育的评价还是一种近视的、直接的、简单的、可测量的学业成绩和升入下一级教育的资质,那么,在高等教育阶段,老百姓开始从对过程的关注中解放出来,质量问题交由抽象的公众,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去议论,个人对教育的注意力暂时休息或者关闭,直到毕业的新重要关头开关才再度打开。就业是大学生个人的事,但是在毕业的时候家长们义不容辞地披挂上阵,发动新一轮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在升学率获得“指标化”地位的情势下,高等教育机构也在自我觉悟后或外力驱动下,将广开“产品销路”、提高就业率纳入责任范围。当往年的大学毕业生尚未完全就业,新一批已经加入了竞争行列,就业率就像是股市一样低迷,选择什么样的高等教育自然成为家长们新的席上和茶余的谈资。与此同时,国际高等教育在金融危机的重创下,一些昔日执守“象牙塔”精神、展现“仙风道骨”魅力、不肯沾染世俗尘埃的世界名校,现在也不得不回到人间,为了生存,将国际留学生作为“现钞母牛”,其注意力投向国外的富人或中产阶级。至于一些本来就没有多少国际学术资本的教育机构,更是抓住后发国家的“留学妄想症”和“看西洋镜”心理,向国外居民的腰包伸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波又一波适龄学生放弃祖国的教育系统远渡重洋求学寻梦,带走了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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